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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一点，从刚落幕的2026年米兰冬奥会中可见端倪。本届大赛，中国代表团以5金4银6铜收官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奖牌分布的结构性转折——在总计15枚奖牌中，雪上项目斩获4金3银4铜，冰上项目仅得1金1银2铜。

　　对长期关注冰雪运动的爱好者来说，这样的“雪强冰弱”打破了固有认知。从1980年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，中国冰雪运动长期以来呈现的格局都是“冰强雪弱”：前11届冬奥会共获13枚金牌，冰上项目贡献12枚（其中短道速滑占10枚），雪上项目仅韩晓鹏在2006年都灵摘得1金。即便将范围扩展至全部奖牌，1992年至2018年间，雪上项目也仅贡献1金7银4铜，冰上项目则斩获12金21银17铜。彼时，冰上项目贡献了超过七成的奖牌，是当之无愧的夺金主力。

　　转折始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谷爱凌、苏翊鸣等年轻选手的崛起，使该届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数（5枚）首次超越冰上（4枚），终结了延续四十余年的“冰强雪弱”格局。而本届米兰冬奥会，这一趋势不仅延续，更演进为雪上项目的整体优势——自由式滑雪、单板滑雪等多个小项形成集团冲锋；反观曾被称为“王牌之师”的短道速滑队仅获一枚银牌，冰上荣耀仅靠速度滑冰独木支撑。

　　对于这一变化，众说纷纭。但若将视线从赛场之内移开，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图景，就会发现：这场从“冰”到“雪”的奖牌迁移，实则是中国社会变迁、消费升级与体育产业转型在冬奥赛场的投影。

　　现代体育项目有一条发展的时代法则——必须创造出超越竞技本身的社会价值，成为人们愿意消费、乐于参与、引以为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雪上项目的崛起，正因其契合了这一逻辑；而冰上项目的困境，也因其尚未完成从“竞技符号”向“生活方式”的转型。

　　那一天，北京获得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，这成为撬动整个国家冰雪战略的支点。它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本身，更是一次国家层面重新审视冬季项目布局的契机。面对雪上项目基础薄弱的现实，决策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：短短七年内，如何快速补齐短板？

　　一方面，国家体育总局启动大规模“跨界跨项选材”计划，多路径招揽优秀运动员被纳入国家队雪上项目体系。另一方面，冬奥场馆建设全面铺开，京张高铁通车，崇礼从国家级贫困县蜕变为世界级滑雪胜地——这些政府主导的基建工程，为后来的滑雪市场爆发奠定了硬件基础和运营管理经验。

　　谷爱凌的两金一银，苏翊鸣的“中国最年轻冬奥冠军”，让他们迅速突破了体育圈层，被媒体和商业机构塑造成跨越体育、时尚的Z世代偶像。这种“破圈”效应带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。上海一家高端滑雪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回忆：“谷爱凌夺冠后，咨询量明显增加，很多家长明确说希望孩子像她一样，既能运动好，又能有时尚品位。”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，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。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》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上海人均GDP达到21.7万元，江苏16.1万元，福建、浙江、广东均超过10万元。而在传统的冰雪大省黑龙江、吉林，这一数字仅为5.4万元和6.2万元。这组数据的背后，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在南方的崛起。

　　在深圳从事金融工作的张先生，每年冬天都会带着家人飞往吉林滑雪，花费五万元左右。“这不光是运动，更是家庭度假，是孩子体验生活的一部分。”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，人们对休闲方式的追求便从观光转向了高体验、强社交的复合型消费。滑雪恰好契合了这一需求——它意味着装备、教练、山地度假和温泉酒店，是一种“冰雪度假”式的综合体验。这正是滑雪市场得以爆发的土壤。

　　基于北京冬奥周期积累的基建运营经验，滑雪场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到2025年4月，全国室内滑雪场已达79个，其中以华东、华南地区最多。甚至在深圳，还出现了总投资超百亿的冰雪世界项目。该项目室内滑雪场垂直落差83米，最长雪道463米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“全球规模最大的室内滑雪中心”。

　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负责人介绍，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，全国滑雪场累计接待客流量达1.18亿人次，滑雪场及周边消费总额达691.5亿元，交易笔数达8.9亿笔，同比增长6%。我国冰雪旅游已连续三个冰雪季超过3亿人次，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预计突破万亿元大关。

　　十年前，一个广州孩子想学滑雪，得飞两千公里去亚布力；现在，周末坐地铁就能到市中心的室内雪场。《2024-2025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》显示，浙江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全部进入了全国滑雪人次排名前十，其中浙江以129.33万人次位列全国第六，居南方省份第一。

　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以中国冰雪明星为偶像，投身U型场地、大跳台等项目的训练。相比之下，冰上项目在最近两个奥运周期则显得活力不足。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，它们缺少滑雪那种能与旅游、时尚、社交深度融合的“场景想象力”。当滑雪可以轻松变成朋友圈的九宫格、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潮流标签时，短道速滑依然停留在专业竞技的小圈子里，难以转化为大众消费产品。

　　任何一个体育项目，要想建立健康、可持续、自循环的生态，都离不开两个核心问题。

　　目前，滑雪产业已初步建立起能够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。以吉林某滑雪度假村为例，它冬季是滑雪胜地，夏季则变身为山地度假区，提供徒步、露营、音乐节等多种活动。其收入来源中，滑雪收入、酒店住宿、餐饮购物、夏季活动等多元业态形成了稳定的现金流。

　　上述深圳的百亿冰雪乐园项目，则将这种模式做到了极致。该项目集室内滑雪、冰上娱乐、主题酒店、商业零售、会议展览于一体，试营业第一个月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，单日最高客流突破4万人次。国盛证券分析认为，该项目年接待游客量可能超过125万人，年营收可达6.5亿元。

　　这种“运动—旅游—商业”融合的模式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。《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（2025）》显示，2024-2025冰雪季，全国滑雪场消费金额达786.13亿元，滑雪场周边两公里消费金额增长27.97%，对零售、交通、餐饮等行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。

　　这也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。红杉资本、高瓴资本等顶级投资机构已在滑雪装备、培训、赛事等多个领域布局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国内现有冰雪经济相关企业超过2.6万家，其中2025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超过3500家，近五年相关企业注册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。

　　至少，雪上项目已初步摆脱了依赖国家和政府拨款的单一模式，开始从市场化、产业化经营中汲取养分。

　　苏翊鸣的成长路径，是雪上项目人才涌现新模式的一个典型。他4岁接触滑雪，7岁成为国内知名滑雪品牌签约滑手，10岁在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扮演角色，12岁进入专业队训练，17岁夺得北京冬奥会金牌——他的轨迹与传统的体制内培养模式截然不同。

　　“我最初就是喜欢滑雪，父母每个周末带我去雪场玩，”苏翊鸣回忆，“后来参加了商业比赛，被经纪人发现，签约了赞助商，然后才进入专业训练。”这种“兴趣—商业曝光—专业训练”的路径，依赖的是庞大的大众参与基础和完善的商业赛事体系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已形成覆盖南北的滑雪俱乐部网络。在武汉，4家室内雪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5万人次；在成都，融创雪世界举办滑雪挑战赛和亲子双板接力赛，春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.5万人次。这些商业雪场和赛事构成了人才选拔的广阔基础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滑雪运动在青少年中形成了强烈的“同伴效应”。在北京、上海的国际学校和重点中学，滑雪已成为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之一。北京四中滑雪队教练李老师说：“我们学校有专门的滑雪社团，每年寒假组织去崇礼训练，很多孩子从小学就开始学，水平不亚于专业队同龄选手。”

　　尽管苏翊鸣的例子尚不具备普遍性，但毫无疑问，这种社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，与传统的“体校—省队—国家队”三级训练模式已形成鲜明对比。后者依赖早期选拔、封闭训练、集中管理，在人口流动加快、家庭选择多元化的今天，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无论是“钱”还是“人”的问题，归根结底在于能否创造可消费的社会价值。

　　现代体育项目有一条生存的时代法则——必须创造出超越竞技本身的社会价值，成为人们愿意消费、乐于参与、引以为潮流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滑雪，正好具备这种特质。它既可以是极限运动，也可以是家庭度假；既可以是专业竞技，也可以是社交活动；既可以在雪山之巅，也可以在都市室内。这种多维度、多场景的价值创造，使滑雪能够融入当代城市生活的多个层面，形成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许多传统体育项目，尤其是大部分冰上项目，目前仍停留在“唯金牌论”的单一价值维度上。它们在竞技层面可能依然强大，但在社会层面逐渐边缘化，难以获得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公众关注。

　　如果说雪上项目的崛起，是因为找到了“融入生活”这条路，那么冰上项目的困境，恰恰在于仍困在“只有竞技”这道门里。当一个项目的社会价值被压缩到只剩金牌时，它的危机也就开始了。

　　短道速滑的困境，是冰上项目困境的一个缩影。哈尔滨市冬季项目训练中心的一位教练清晰地描绘了这种变化：“以前我们选材，体校教练去小学转一圈，能挑出几十个好苗子。现在，一个年级都找不出几个愿意练的孩子。”

　　这种变化背后，是多重因素的叠加。首先是人口基数的减少，东北地区过去十年减少了超过1000万人，其中年轻人占很大比例；其次是家庭选择的多元化，随着教育观念转变和升学压力增大，越来越多的家庭不愿让孩子走专业体育这条路。

　　一位北京家长算了笔账：她的孩子从6岁开始练习短道速滑，每年花费约4万元。到了初中阶段，就面临“学训矛盾”——如果想走专业路线，就得放弃正常学业。“除非孩子学习真的跟不上，不然我们不会选专业队，”她的态度代表了许多中产家庭的想法，“现在出路那么多，为什么非要走这条独木桥？”

　　商业价值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。《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（2025）》显示，2025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将突破万亿元，达到10053亿元。但其中滑雪产业占绝对大头，滑冰产业的规模相对有限。赞助商更愿意将资源投向曝光度高、受众广的滑雪赛事和明星。

　　冰上项目的困境并非孤例，它折射出中国竞技体育整体格局的结构性变化。以传统“金牌大户”辽宁省为例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辽宁籍运动员夺得8枚金牌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全国第一，达到历史巅峰。但之后三届奥运会，辽宁的金牌贡献数分别为5枚（2012伦敦）、4枚（2016里约）和3枚（2020东京），下滑趋势明显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浙江、江苏、福建等南方省份的奥运金牌数稳步上升。2020东京奥运会，浙江获7金，江苏获6金，与辽宁（3金）的差距已然拉大。这种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高度同步——过去十年，南方省份的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持续增长，而东北地区则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。

　　体育学者张教授指出：“传统体校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，它依赖的是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资源投入。当人口大规模流动、家庭选择多元化、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时，这种模式的效率自然会下降。”

　　如此，传统体制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，必然面临一道考题：如何“把钱花在刀刃上”？

　　在总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是继续向传统优势项目倾斜，还是支持有市场潜力的新兴项目？是保住眼前的奥运金牌，还是培育长远的项目生态？

　　冰上项目由于内容缺乏吸引力、出路狭窄、社会价值挖掘不足，自然缺乏足够的竞争力。要想破局，就必须从单一的“金牌逻辑”转向多元的“价值逻辑”——让冰上运动不再只属于赛场，而是真正走进生活。

　　比如，寻找内容创新：速滑项目当前最需要的，是提升赛事的观赏性和娱乐性。可以借鉴电竞的叙事方式，打造明星运动员的个人故事；引入团队接力赛制，增加比赛的悬念和戏剧性；开发衍生娱乐产品，扩大项目的社会影响力。

　　比如，深化体教融合：这不只是让运动员在学校挂个名，而是要构建真正的“员”成长通道。清华大学的“马约翰班”、北京体育大学的“冠军班”都是有益尝试，但需要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，让青少年不必在“体育”与“学业”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。

　　又比如，寻找差异化价值：冰上项目可以突出强调其对平衡能力、协调性、意志品质培养的独特作用，与青少年体质健康工程结合，进入更多学校的体育课程。同时，开发适合家庭参与的冰上娱乐活动，降低参与门槛。

　　但必须指出的是，冷门项目之所以冷，往往源于其内在的先天短板。冰上项目的发展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道难题。纸上谈兵易，躬身破局难——知易行难，才是真正的千难万难。而在这方面，不妨看一看国际上的冰雪强国是如何解题的。

　　挪威，这个人口仅五百多万的北欧国家，却稳坐冬奥历史奖牌榜的头把交椅。秘密何在？一句挪威谚语道出真谛：“挪威人是带着滑雪板出生的。”在这里，滑雪并非单纯的竞技，而是一种生存技能与生活方式。从4000年前的岩画刻下滑雪板的印记，到如今全国遍布着超过1.2万个体育俱乐部和长达3万公里的标记雪道，冰雪运动深深嵌入社会肌理。这让挪威拥有了高达93%的青少年冰雪运动参与率，源源不断地滋养着顶级选手的涌现。

　　荷兰在本届冬奥会的金牌榜中位列第三。他们所获得的这10枚金牌，都是来自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这两个大项。这再次印证了荷兰作为冰上强国的深厚实力。荷兰冰上项目的辉煌，与滑冰文化深植于民众生活密不可分。荷兰境内河网密布，冬季结冰后，滑冰便成了穿越城镇、探亲访友的出行方式。“只要河面结冰，就有了滑冰自由”——这句流传已久的民谚，正是荷兰人冰上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每年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“十一城巡回赛”吸引无数人沿着200公里的冰封河道，滑过十一座城市，甚至连荷兰国王也曾匿名参赛。这种深植于血脉的冰雪基因，催生了全国450多家滑冰俱乐部和超过15万的注册会员，构筑起一座坚实如金字塔的塔基。

　　也正因为荷兰拥有如此浓厚的滑冰氛围与顶尖的技术水平，起步较晚的国家为提升竞技水平，通常会选择将本国运动员送去“留洋取经”。日本便是这条路径上的受益者。

　　索契冬奥会折戟后，日本滑联旗帜鲜明地将目标锁定“速滑王国”荷兰，把核心队员送入荷兰俱乐部进行彻底的技术改造，并聘请荷兰金牌教练团队执掌国家队。短短数年间，他们在团体追逐等项目上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本届冬奥会，日本在速度滑冰大项中斩获三枚铜牌。

　　显然，从挪威到荷兰再到日本，尽管各国国情不同，但却能发现冰雪项目的突破关键：既需要像挪威、荷兰一般学习如何让运动植根于大众的土壤，也需要有走出去拥抱世界的勇气与智慧。

　　米兰冬奥会奖牌榜上的“雪强冰弱”，是中国社会从“生产型”向“消费型”、从“地域固定”向“人口流动”转型的一个生动写照。它标志着中国体育的价值衡量标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——从单纯的“金牌数量”转向“项目的社会生命力、产业健康度以及它与时代脉搏的契合程度”。

　　这场变化的深层意义在于，它揭示了现代体育发展的新逻辑：项目的成功不再只取决于国家资源的集中投入，而更取决于它能否融入社会经济的主流进程，成为人们“愿意消费、乐于参与、引以为潮流”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雪上项目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当滑雪从专业运动转变为都市休闲，从北方特产转变为全国性消费，从体育竞赛转变为文化现象时，它自然吸引了资本、人才和公众的关注，形成了自我加强的良性循环。这种“市场主导、需求驱动”的模式，或许代表着中国体育产业化的未来方向。

　　对冰上项目和许多传统优势项目而言，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。它们需要在不放弃竞技追求的同时，完成自身的“现代化转型”——要么通过内容创新扩大社会影响，要么通过模式创新融入教育体系，要么深入挖掘项目价值。无论哪种路径，封闭自守都不是选项。

　　建设体育强国的内涵正在扩展。它不再只是奥运金牌榜上的数字竞争，而是构建一个根基深厚、生态多元、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现代体育文明。这要求体育管理者具备更开阔的视野、更灵活的思维、更包容的心态——既珍视传统优势项目的荣耀，也拥抱新兴项目的活力；既追求竞技场上的卓越，也关注大众参与的普及。

　　从冰到雪的迁移，是一场尚未结束的进化。它的终点不是某一类项目的胜利，而是中国体育整体生态的优化与升级。当冰雪运动线亿人的日常生活，当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有力支撑，当健康活力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维度——那时的中国，才称得上真正的体育强国。

　　冰面依然寒冷，雪道依然陡峭，但变化的暖流已经在深处涌动。中国体育的下一章，不应是狭长奖牌榜上的数字游戏，而应当写在更广阔的社会画卷之上。